9393体育官网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追寻“三星堆人吃什么？”万年农业起源“浮”出｜访谈对稻子和稗子格外感兴趣的，还有植物考古学家，他们甚至能区别深埋地下数千年的植物是什么。一片腐叶会让他们惊喜，那里有时光流逝的刻痕、文明变迁的足迹……
文博、研学正热，专业考古机构人才缺口巨大。据国家文物局公开数据，全国71家考古机构编制较 2021 年增加约 1500 个，但新招聘人员仅 322 个（截至 2022 年 9 月），而植物考古界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做植物考古的已经开始趋于饱和了”，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志军说，“我担任多个与考古相关学术刊物的编委。近些年因植物考古投的稿子太多了，有些刊物的编辑已经开始向我抱怨。”
本世纪初，在中国考古学界做植物考古的学者一只手数得过来，只有 5 个人。如今已有二三百人，增长数十倍，“恐怕还没有见过哪一个学科，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赵志军说。
浮选法原理简单：将埋有植物遗存的土块，放入装水的容器里。密度比水更低的炭化植物会浮出水面，进而筛选出。
1999 年 3 月，赵志军从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开始向国内介绍浮选法。经过一番波折，赵志军改良后推出更适合中国考古遗址特征、具备本土化可操作性的浮选法，让考古界“一夜暴富”。
大量因烧灼而炭化的植物遗存出土，几乎每个考古遗址都有发现。浮选法，已经成为主流的植物考古手段，是植物大遗存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自 2014 年 9 月，考古界最高学术机构中国考古学会下辖的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至今，赵志军已经连续十年担任负责人，目睹中国植物考古的成长过程。
文博时空邀请中国最资深植物考古学家之一、“浮选法”引入者赵志军教授分享二十余年来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围绕水稻、小麦、小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绘制一张“中国农业起源图谱”：
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从最东端山东跨越至西端的新疆。由水稻万年起源史说起，直至中华大地“五谷”飘香。
（本文对中国植物考古学领军人物赵志军先生，和上一篇刊发的对中国动物考古学领军人物袁靖先生的专访《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入“坑”三十年，细讲那些精彩瞬间｜访谈》，“双璧”合并为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家访谈“姊妹篇”而推出。）
浙江的嘉兴粽子、湖北的襄阳米酒、广东的肠粉、云南的过桥米线、陕西的秦镇米皮、新疆手抓饭……在各地中国人餐桌上，有千百种水稻的吃法。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2 年世界粮食及农业统计年鉴》，2020 年全球农作物总产量为 93 亿吨，其中，各种农作物产量占比如下：谷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高粱等）占 32 %，糖类作物（包括甘蔗、甜菜）占 23 %，蔬菜占 12 %，油料作物（包括大豆等）占 12 %，水果占 10 %，薯类作物（包括甘薯、马铃薯等）占 9 %。
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列的世界五大谷物，即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大麦、高梁），只有水稻起源于中国。
1973 年，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寻找水稻起源地的滥觞。河姆渡被写进人教版《中国历史》教科书，曾被视为长江流域文明最高峰的代名词，直到良渚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得益于低洼湿地环境下的饱水隔氧保存条件，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稻谷遗存。这些水稻，最后测定距今 6000～7000 年，成为当时发现的“最早水稻”。
“国际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是水稻的起源地。自河姆渡遗址发掘起，中国考古学真正介入到农业起源问题。植物考古兴起，取代了此前以农学为主导的状况。农学背景出身的研究者主要依靠文献探索水稻起源”，赵志军说。
在寻找水稻起源之初，考古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叫“植硅体”。植硅体如“结石”永远遗留在植物体内，甚至深埋地下成千上万年。
本世纪初，国内考古界只有五位做植物考古的学者，顾海滨（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云飞（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靳桂云（今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吕烈丹（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已故）、赵志军（今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起初，五位植物考古学家全部是做植硅体的。顾海滨、郑云飞都曾赴日留学进修。最早的植硅体译名“植物硅酸体”来自日本。赵志军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博士导师和博士后导师也都主攻植硅体。
近些年，东北地区大范围种植水稻，哈尔滨产的“五常大米”畅销全国，伴随出现的大量秸秆焚烧难题，正是东北广泛种植水稻才出现的新情况。相比大豆、高梁秆，牛羊并不喜欢吃水稻秸秆。因为水稻里的植硅体如“石头”，不容易咀嚼，无法作饲料，所以出现了水稻秸秆的焚烧。
河姆渡之后，上世纪 80 年代，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掺杂的水稻壳，距今约 8000 年。
此后，湖南八十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发现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小黄山遗址等，一批距今 8000 年前后的水稻遗存出土。
本世纪初，赵志军的引进“浮选法”逐渐成为考古发掘工作的标配。在植硅体之外，开辟出植物大遗存研究的疆域，加速了农业探源步伐。
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地层堆积（仙人洞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距今 2 万年） ，摄于江西省博物馆
“到了今天，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植硅体分析方法发现）、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从钙化板中发现稻遗存）、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浮选法发现），将‘最早水稻’出现追溯至 10000 年前”，赵志军说。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曾统计，到 2020 年，我国有明确测年层位、公开发表的早于一万年的水稻考古遗址只有两处，一处是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洞穴遗址，一处是浙江省浦江县上山文化旷野遗址；早于八千年前的水稻考古遗址有12处；早于两千年的水稻考古遗址有 568 处（《文汇讲堂｜吕厚远：气候环境和农耕文化奠定中华文明未断基础》）。
判断一个稻谷是否从“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通过对小穗轴落粒形态等，查看是否容易落粒。如果成熟后不容易落粒，人类可以收获，则为栽培稻。
上山遗址还发现了最早的陶器，带有稻壳印痕的陶质大口盆，可能用于盛放米粒；附着稻植硅体的石刀、石磨盘和石磨球，可能当作收割、去壳的加工工具。
距今7000～6000 年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成为重要的生存资料来源，但仍需要通过采集活动获取食物补充；
发源于东南沿海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水稻，有“西传”和“北传”两条传播路线，最终挺进东亚腹心地带。
在水稻之前，小米先一步来到了成都平原。“桂圆桥遗址”（位于今四川什邡）出土的最早小米（黍、粟），距今约 5000 年前后。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甘青地区古代人群南下，这个过程至少持续 1000 多年，他们也将北方作物（粟、黍）带到成都平原。
在桂圆桥文化（距今约 5100～4600 年）之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经过了宝墩文化（距今约 4600～4000 年）、三星堆文化（距今约 4000～3000 年）。
距今 4500 年前后的宝墩文化时期，水稻、粟、黍三种农作物同出，而水稻已经占据了当地人群口粮的主要地位，但仍然是形成期。至三星堆文化时期，才基本定型。
赵志军说，“水稻取代小米，因为这里更适合种植水田作物。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治水的故事，传诵很广，少有人知的是，李冰治水主要功劳在‘排水’，而不是农业生产常见的修筑堤坝来‘蓄水’。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泽国，只有把水排出去才能变良田。早先，有不少以‘墩’命名的地名，包括宝墩遗址。为免于水患，人必须生活在‘墩’的高台上”。
南北方相接的南阳平原，成为水稻最早进入华北的可能通道。南阳平原上后来的襄阳城，扼守南北要道，南宋一度抵挡了蒙古大军南下的铁蹄。
在海岱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古学文化“后李文化”时期的“月庄遗址”浮选出了 28 粒炭化稻米；而在位于海岱地区的济南市郊张马屯遗址，曾发现过距今 9000 年的小米（黍、粟）。
赵志军说，“到了大汶口中晚期（距今约 6500～4500 年），水田作物水稻与旱地作物小米不同农作物组合的农业生产特点逐渐形成。一些遗址显示，水稻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两种小米（粟、黍）之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海岱地区的龙山时代（距今 4000 多年前）。”
水稻产量远高于粟、黍，但是水稻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在北方地区历来难以大范围种植，除非少部分水源充足地区。实际上，北方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在任何时期可能都不会超过其他旱地作物。今天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作物组合是以小麦、大豆和棉花为主。
“位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的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不少水稻，但是遗址周围水稻的种植区稀少。怎么解释这一现象？作为一个中心聚落，更南边的小聚落如果有水稻种植，会为中央政权贡赋，例如从南阳平原送交过来”，赵志军说。
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小麦”距今 5200 年左右，出土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通天洞遗址。
世界上最早的小麦出现在 10500～9500 年间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大约距今 7000 年前后，传入中亚并缓慢扩散。新疆通天洞遗址，极有可能被波及。
在这个遗址未发现前，“最早小麦”的称号一直由来自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占有，年代判断在距今 4500 年。
小麦传入中国最可能的途径。在横贯东西方的平坦草原之路上，后来被草原民族把持，西夏修建的黑水城，曾成为连接四方的交通要冲。
不过，在西北地区出土早期小麦的遗址基本集中在青海东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距今 4000～3500 年之间——都没有超过东端的山东胶州赵家庄。
赵志军认为，“小麦传入之路，是化接力完成，比如商贸、战争等，而不是随着人群的迁徙”，这和甘青地区小米（粟、黍）伴随人群南迁不同。
进入中国之后，又过了几百年，至距今 4000 年前后，小麦才广泛地分布在今中国北方地区以及西南地区。
面前摆着饺子的“庖厨佣”（三国时期 220-280 年），重庆市忠县涂井崖墓出土，摄于四川博物院
“小麦因产量高，能够养活更多军队，汉室朝廷反复在推广。从汉武帝到王莽都有相关命令发布”，赵志军说，“直到东汉末年，小麦才真正超过小米（粟、黍），成为北方主要的谷物来源”。
“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9393体育官网！’因顿伏床下，呕血斗馀而死。”
袁术临死前，想吃一顿蜜浆，厨子告诉他：只有“麦屑”（指磨碎的麦子）三十斛了。听完，袁术感慨：我袁术怎么都混到了这个份上？！之后，而亡。
即便此时，“上等人”也是嫌弃小麦的，小米才是心头好。“膏粱（品质上佳的小米）子弟”，也成了纨绔富家子弟的代名词。
唐代的颜师古给西汉《急就篇》“饼饵麦饭甘豆羹”作注时称：“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先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吃小麦。不爱吃小麦”，赵志军解释，小麦由于种皮坚硬，如果不磨制的话，掺杂了大量的麸皮和杂质，口感粗糙，而且不好消化。
加速小麦融入当地的是转磨技术。发明于战国晚期的转磨技术，第一波扩散正是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逐渐从山东南部的徐州地区向周边区域扩散。
此外，饮食习惯一旦固定下来，作为一种传统难以更改，就像北方人去南方上大学，馒头面条仍不离口。
城市生活的人接触小米，可能只有小米粥了。黄河流经的黄土地上生长的小米，对中华文明演进，有过独特贡献。
世界上主要的古代文明，包括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都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
“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和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体系的紧密结合与充分发展，才出现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古代东方文明。”，考古学家严文明如此评价小米的重要性（《稻作农业和东方文明》）。
粟（sù），也就是稷、小米、黏米。黍（shǔ），也就是黄米、糜（méi）子、黄小米。如果说粟是早期北方先民粮食的“主角”，黍则为“配角”。因它们籽粒小、外形类似，故统称为小米。
“在北方地区，几乎只要经过浮选，都能够发现炭化小米粒（粟、黍）”，赵志军指出，“小米抗旱、耐瘠、耐盐碱，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也能生长，而小麦需要春天雨水的浇灌”。
历史学者周国林做过保守估算，汉代的一亩农田，稻谷可产 129 斤，小麦可产 120 斤，小米可产 116 斤。
至 1949 年，河南粮食亩产仍停留在 110 斤左右，和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粮食亩产水平差别不大。一旦水肥条件得到改善，产量差异也会明显拉大。今天小米的亩产几百斤，小麦亩产能到 1500～2000 斤。
上世纪 70 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小米（含黍和粟两种），最早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后来，在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小米籽粒，年代在距今 9000～10000 年。
在“东胡林遗址”之前，2001 年对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曾出土大量小米。兴隆沟遗址，也是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时代较早、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
在东北地区，以 C 型龙、玉猪龙等典型出土玉器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距今 6500～5000 年）鼎鼎有名。
令人意外的是，红山时期并未出现与之匹配的“高阶”农业社会，仍然以采集狩猎和农耕（种植小米）并重。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当地的社会发展才完全进入农业社会阶段。这与良渚文化不同。
“所有豆科植物成熟以后都有一个特点，为了繁殖豆荚会爆裂，豆子四处崩散。一旦爆了，不利于人类的收获。所以，区别野生和栽培大豆，主要看成熟后豆荚是否爆裂。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区别是成熟后落粒还是不落粒。大豆和水稻，都在朝着有利于人类收获的方向进化。关于大豆如何鉴定的问题，我和山东大学陈雪香教授的团队各自找到了一套鉴定标准，下一步就是实施推广了”，赵志军说。
“若某种粮食受灾了，其他的还能补充上。良渚的衰落，可能与过分依赖单一农作物即水稻有密切关系”，赵志军认为，“这种粮食安全的意识早在采摘时期已经有了，据上山遗址相关研究显示，当水稻成为当地居民食物时，树上的橡子作为补充食物出现”。
实际上，在一二十年前，中国农村仍然普遍种植多种作物。一个农民家庭同时种植小麦、玉米、大豆、高梁，以自给自足。
人类对植物的驯化，包括平整土地、播种、除草、灌溉等耕作行为在内，只是为了“提高植物的产量”最终无意间促进了植物进化（方向与速度），这有别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择优而选的过程。
在赵志军看来，“中国农业自 10000 年前后起源，先民们开始尝试种植野生植物，由此导致农作物的驯化，之后以 2000 年为一个梯度跃进：8000 年农耕生产活动出现，仍然需要以采集补充；6000 年农业社会初步形成，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距今 4000 年前，中国农业再次出现了一次腾飞，小麦传入，各种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今天相差无几，总体上完整进入了农业社会”。
继浮选法以“集团军”身份出场获广泛应用之后，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古DNA分析等多种新科技手段如“特种兵”陆续出现，让植物考古迎来新一波成果迭出的浪潮。
中国幅员辽阔，农业起源、传播的脉络绘制出一副恢弘图卷。只有弄懂了这个漫长更迭的过程，才能深入探究中华文明不间断绵延至今的谜题。